比如保险，目前车险的定价方式，一般是根据前三年发生的事故来确定费率。

所以在遏制地方政府负债冲动，控制地方债务增长的同时，再逐渐构筑使物业税平稳对接，使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对政府约束惩戒作用的现代公共财政的模式。总结一下，有了第三条道路，像国开行PSL，PSL向商行的扩容以及财政存款方式的改变，这么多钱可能最后去了基建投资，因为监管层对房地产调控思路发生变化。

第三条道路除了向国开行PSL继续做，PSL向商行扩容。三是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有两个方面的质疑，一个是央行放水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不能说流动性管理基调没有变化。存款保险制度征求意见稿出来，有说法是银行的利空，但也是阶段性机会。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央行在利率工具使用上是适应性宽松，原因在于央行对当前通缩判断没有那么悲观。

二是推人民币国际化诉求一直都在，人民币贬值时人民币跨境流动减弱，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人民币走出去步伐就更稳健，只要人民币国际化不停止，就不会有人民币急剧的贬值。Q：放水后刺激股市反过来带动实体经济有无固定的周期可循？ A：这要对财富效应有个判断，次贷危机后美联储对金融体系输血，金融体系稳定后进一步输血，金融体系把钱导向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价格很快恢复过来，但其实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很微弱，可以看出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很缓慢，资本市场首先恢复，实体经济恢复缓慢，财富效应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事实上正相反，我们的外储收益并不低。

早在2009年，外管局就提出了五个转变，并认真履行了转变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任务，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最近，外管局就被《亚洲投资者》杂志评为亚太地区2014年最佳央行投资者和2014年最佳中国投资者，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获得年度最佳机构投资者奖项的机构。多元化的主要目的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风险的同时尽量提高收益。具体说来，我国目前民间与官方的境外投资资产6万多亿美元，境外对中国的投资资产4万多亿美元，存在大约2万亿美元的差额。

该平台下分几大模块，包括企业端、银行端和个人端等，系统内的所有数据库完全打通，且全国联网。这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

该奖项评语中称，外管局管理着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极其不易，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投资者，且正逐步多元化其资产组合，尤其近三年涵盖了全球多种固定收益资产及房地产。此外，我们还极大地简化了资本项目的管理工作，资本项下行政许可项目从2009年的59个子项减至17个子项，降幅超过70%。并且，我们还与企业签订了协议，即完全遵守协议条款的企业，将保证给予其便利，反之则不再享受便利。2015年的外汇领域改革，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明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

其次，汇率的关键在于国际收支，目前我国经常项目仍有较大顺差，贸易出口规模仍大于进口，这是外汇市场的基本面。《财经国家周刊》：在对外管局自身机构、业务系统的改革上，具体有哪些举措？中央提出，简政放权不仅要放得下去，还要接得住、管得了。实际上，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开始呈现出双向浮动的特点，有贬有升，正逐渐走向均衡合理的状态，且未来也将愈发趋向均衡，保持基本稳定。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央行的态度是水到渠成。

此前，外管局大约拥有30多个业务系统，眼下被整合为一个业务系统，即一个统一平台。其目的，是让公众、机构对法规和业务清晰明了，方便其贸易投资和跨境经济行为。

《财经国家周刊》：有说法称，外储投资美债不划算，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与中投等其他投资机构相比，外储投资的真实收益率是怎样的？ 易纲：首先必须明确，外储投资须具备三个特性，即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性，这是外储投资的原则和出发点。《财经国家周刊》：长期以来外管局一直相对神秘，其为自身动手术的五个转变尤其简政放权方面，有哪些具体体现？ 易纲：纵观这五年，我们的改革已经能看到较大成效。

二是区域上的多元化，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美日欧和亚非拉国家。但是，中国对外投资更多在于二级市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收益，往往低于境外投资在中国所得的收益。目前，工、农、中、建、交这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及中信证券、社保基金乃至中石化、中石油、华润集团、港中旅等央企、国企，都拥有较大量的海外投资，相互之间也会有所比较。目前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对签署人民币或本币互换协议表示出意愿。最近，人民币汇率走弱引发了贬值争论。当下，丝路基金的成立对外储投资多元化给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易纲：市场上存在一些对外储投资的误读。

然而，比较投资收益率，应该将国内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金融集团甚至央企、国企纳入进来，以适度竞争来促进投资收益的不断优化提高，因为只有相对完全的竞争市场才能给市场参与者带来竞争压力。仔细观察CNY(人民币在岸市场)和CNH(人民币离岸市场)，以及人民币现货市场、远期市场等，都可以发现它们长期以来已基本由市场活动来主导，具备较高的市场化程度。

外管局影响力巨大，在人员、流程及专业性方面均超过其同类机构，是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过去30多年来，美国国债始终处于牛市，涨幅明显，这就使得我们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相当不错，做到了保值增值，收益率远高于被投资国通胀率，购买力不但未下降，还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有所提升。

至于眼下丝路基金的成立，肯定会对外储投资提出新要求、新挑战。改革深化加之全球性的货币量化宽松，人民币能否挺得住，成为了业界关注焦点。

第三，过去几年内，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不仅国内企业在贸易、投资上用到人民币，国际上诸多机构也更倾向于在资产配置上用到一部分人民币，持有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资产，全球范围均对人民币有一定需求这一水平已经超越了当代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000年3月见顶5132点，当天市盈率80倍。目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在3％左右，因此，30倍左右的市盈率才是合理水平。震惊世界的安然事件就发生在2000年的纳斯达克泡沫期间。

股市首先是市场，政府和监管当局无法左右市场的力量。2015年以来，多达55家A股上市公司进行股票更名，剔除ST（特别处理）情况之外，更名公司仍有30多家。

如果说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非理性亢奋，那么中国创业板泡沫的驱动因素则是非理性亢奋＋财务造假。例如当银行存款利率在5％左右时，股市合理的市盈率应在20倍左右，因为20倍的市盈率对应着5％左右的股东回报率。

14年过去了，中国股市尽管规模大有进步，但在体制改革上乏善可陈，距离三公依然路途遥远。而合理的市盈率水平，也和利率高度相关。

创业板疯牛狂奔，引来无数跟风者：一是贪婪者，此乃人性。如此惩罚，不啻于向造假发出公开邀约。股市上涨，看似皆大欢喜。此类造假，其严重程度毫不亚于安然，只是造假的技术含量甚低。

2、主流媒体应负责任地宣传和解释历史上的股市泡沫，帮助低学历投资者更好地理解股市风险。倘若泡沫之中夹杂着大量造假现象，更将在破裂时一地鸡毛。

不过，过度的偏离往往意味着泡沫。现行的融资融券制度，可能成为牛市的加速器。

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一路高歌，其中创业板更是呈现疯牛状态。进入专题： 创业板 。